自古以来摆脱贫穷是人类的梦想，到底怎样才能脱贫，中国已做了有益的探索。美国想把本国的贫困问题甩锅给中国，难道甩锅中国就解决问题了？

人类与贫穷形影相随。汉朝的杨雄写过《逐贫赋》，唐朝的韩愈写过《送穷文》，但只有“堂前扑枣任西邻”的杜甫深知百姓的苦，盼望“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自己却也贫病而逝。

西方一直有人在研究这个问题。马尔萨斯1798年发表《人口原理》一书，十分悲观，认为贫困是“专横而无处不在的自然法则”，土地养不活那么多人。

1930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我们后代的经济可能》，相当乐观，坚信100年后，随着资本的积累和科技的革新，人类一定会脱贫。90年过去了，事实证明他过于乐观了。

针对凯恩斯的那本书，长期担任联合国扶贫计划顾问的杰弗里·萨克斯写了《贫困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一书。他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发达国家要增加对欠发达国家的援助。舆论认为他太天真了，发达国家的援助一直是有目的、有条件的，何况它们现在也自身难保呢。

贫穷问题难解决，但以贫穷为课题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却不少。1974年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缪尔达尔和哈耶克，一个强调计划，说贫穷只是技术难题；一个认为贫困是政治、文化、历史、制度等因素共同造成的，应该诉诸市场的自发秩序。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阿比吉特·班纳吉与埃斯特迪·迪弗洛夫妇，写了《贫穷的本质》一书。他们用随机对照实验的方法，探索有效扶贫之道。比如研究发现非洲人因疟疾而贫困，故需要蚊帐，便随机对照考察：蚊帐是免费发放好还是低价出售好。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想法：只要经济发展了，上层富了，就会有“涓滴效应”，再加上做些慈善，贫穷就被赶跑了。然而现实却不是那么回事。

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森，讲了一些很有道理的话。他1933年出生在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校园内，所以对印度很了解，后来长期在英美教书。他写道：“饥荒的特点表现为一部分人没有获得足够的粮食。然而却没有迹象表明，是粮食的短缺引致了饥荒。”他认为：“只有建立起平等、富有政治责任感的社会氛围，饥荒才能得到避免。”

近些年听到西方一些学者在受到批评时发牢骚：“经济不仅仅是经济学家的事情！”是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建立阿马蒂亚·森期望的“平等、富有政治责任感的社会氛围”。

美国现在的社会氛围就很糟糕。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华尔街大佬的策划下，产业外移，金融大鳄当家，大批产业工人失业，成了新穷人。他们失去了上升、奋斗的机会，怒气冲冲。这些新穷人的所谓“民粹主义”，正是他们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在因素，正在推动美国社会的大变化。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就是利用他们上台的。美国面对这样的贫困问题怎么办呢？政客说这些都是中国的错。难道甩锅给中国就解决问题了？

中国的社会气氛是另一番景象。自古以来，“种田纳粮”天经地义，收税始于春秋时期的“初税亩”，到汉初形成制度。2006年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河北省灵寿县农民王三妮自费铸了“告别田赋鼎”纪念这一历史时刻。

今年3月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致函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中国取得脱贫攻坚全面胜利。他说：“中国取得的非凡成就为整个国际社会带来了希望，提供了激励。”

迄今还没有中国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我们创造了人类的奇迹。中国的经验是，资本和市场的运作固然重要，但不能仅仅依靠它们。举例来说，2004年我国就有为广大农民接入互联网的“户联网”工程。从电视上看到，有时为深山20多户农民提供4G服务，花费巨大，还要人拉肩扛。如果只算眼前的“投入产出”是利润为负的，但我们的政府和企业做了。这是真正的“平等、富有政治责任感的社会氛围”。

西方现在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焦虑。5月初西方G7外长会议极力渲染“中国挑战”。其实中国只是在为人民的美好生活而不断努力，并不想挑战谁，也不想战胜谁。中国已成功应对了100多年前可能亡国灭种的大变局。这段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的历史，值得好好研读。现在轮到西方来化解自己的大变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