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琶洲国际会展中心熙熙攘攘，身着异域服饰的多国商贾穿梭于展台之间。转眼间，作为外贸风向标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广交会”）已走过了115届的历程。

    回望千年，唐宋铜钱“四夷通用”，早早地承担起了国际货币的功用；曾记否，十三行行商走出国门，将跨国投资的脚步放之欧美；曾记否，侨汇侨批沟通海内，以国际金融交流的雏形维系着血脉亲情。如今，黄金水道风采重现，古老丝路再现荣光，在百舸争流的新航道上，一面面象征着金融合作的风帆尤为显眼。

    即将揭幕的第三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以下简称“金交会”），以港澳台地区为起点，吸引东南亚、欧美地区国际金融机构参展，逐步成为广东与境外开展金融合作的重要平台。

    值此之际，南方日报特派记者奔赴日本、新加坡、孟加拉、德国等地，探寻金融业在推动广东国际经贸往来的历史贡献和时代意义，报道当今广东如何借助跨境金融合作，加速金融改革创新，助力转型升级，为新时期的“海上金融丝绸之路”助威呐喊。今日推出首篇，敬请垂注。

    小铜钱成就大航海时代繁华

    东方货币体系稳定丝路贸易

    一枚枚锈迹斑斑的铜钱，圆形方孔，上刻年份，静静地躺在展台中供人观瞻。若不是行内人，恐怕很少有人会去仔细鉴赏它们。然而在唐宋时期，这批铜钱可能曾周游东南亚，交割于各国商人之手；可能曾流落东瀛，沉睡在政府库房之内；甚至可能辗转漂泊到南亚甚至中东各处，沐浴过数个大洲的阳光。

    时空流转，盛唐繁华，唐诗有云：“梯航万国来，争先贡金帛。”伴随着朝贡贸易的勃兴，海上丝绸之路在唐宋时期迎来了空前的大发展，中外各国的商品贸易量质齐升。这一点从部分出土的南宋沉船“南海一号”中就能管窥一二。

    商品贸易的井喷必然伴随着结算方式的演变，唐宋铜钱凭借其优异的品质与稳定的币值很快便成为了当时的“国际货币”。国内钱币学者雷一忠就表示，当时的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等东南亚各国，因缺乏铸币能力或本国币制紊乱，皆乐于使用中国钱币。唐宋时期，大量铜钱随贸易外流，甚至还导致了国内的“钱荒”。

    中国铜钱“四夷通用”地位有史为鉴。据《中国印度闻见录》记载：“中国铜钱外流到日本及东南亚各地，且已经流散到波斯湾地区了”，甚至到达非洲的东海岸。而南宋人包恢也在《敝帚稿略》中记载道：交趾等国，多方搜求宋代铜钱，许入而不许出，1899年，在越南河内一处“竞赛场宝藏”的陶瓷中出现共计出土各类古钱23000余枚，其中中国古钱多达22925枚。

    与此同时，中国钱币文化的输出也在客观上确立了以中国货币为核心的东方独立的货币体系，成为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大发展的重要保证，促进了当时各国商品贸易的稳定，更加强了各国的文化交流。广州作为历代兴盛不衰的千年大港，见证了这一货币体系兴盛壮大的全过程，同时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华商领袖大炫金融技

    海外投资成就十三行荣光

    1837年，24岁的美国商人约翰·穆瑞·福布斯回到美国。8年前他前往中国时，还是不名一文的学徒，以贩卖茶叶为生。而他的一生却因一个人而改变，那就是当时中国的商业领袖伍秉鉴。当了伍老板的干儿子后，福布斯回到美国时口袋里多了50万墨西哥银元。正是这笔钱帮助福布斯跻身铁路建设业，并最终成为了横跨北美大陆的泛美大铁路的最大承建商。

    彼时伍秉鉴的商业帝国已经遍布各地，这位中国的行商领袖傲立于全球的富豪之林。岭南大地商业精神之昌隆、金融理念之超前令人叹为观止，而他本人也成为了海上金融丝绸之路的集大成者。

    如果说唐宋元明的铜钱货币体系便利了古代海上丝路“经常项目”下结算的话，那么十三行时期，广东行商在“资本项目”上的“长袖善舞”就堪称投资传奇了。其中，“世界首富”伍秉鉴一生的经历让人有超越时代的感觉。

    伍秉鉴的身份是广东十三行怡和行行商，清政府设立的行商总商之首。然而在当时的国际资本圈中，他的地位却更为惊人。作为一名中国人，他成为了“大名鼎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与此同时，他还是美国铁路大王福布斯的扶持者，拥有巨额的保险及证券业务。他身上所肩负的金融思维令人击节赞赏，他向世人证明了中国近代商人的金融理念何其先进，丝毫不弱于欧美强国。

    根据史料记载，伍秉鉴在保证怡和行优越市场地位的前提下，经常将一些外国商人的大订单分给长期拿不到订单的其他行商，同时开设信贷业务，以10%至12%的年利率把资金借给经营困难的其他行商，在维持行商体系稳定的同时也获得了可观的收益。

    而伍秉鉴还向英国东印度公司放贷，成为了这个重要合作伙伴的最大债权人。182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欠下了伍秉鉴877330两白银。伍秉鉴还曾对美国旗昌洋行等茶叶外销产品的代理商注资入股，从而对其施加影响。

    1834年，伍秉鉴在计算了稻田、房产、店铺、钱庄和在外国的投资以后，宣布自己的总资产约为2600万银元。这令他一举超越了当时的欧洲首富罗斯柴尔德（犹太银行家）和美国首富阿斯特，成为“世界首富”。

    “侨批接力”点亮微光

    草根国际金融温暖粤人

    在位于汕头市的侨批文物馆中，一组完整的家庭系列侨批被专门展出，这是潮安县东凤镇陈宏烈先后旅居新加坡的4兄弟及女婿在1912年—1958年间寄回来的，几乎每人、每月都会侨批给父母，560多批被保存下来，是名副其实的“寄批接力跑”。

    十三行为大清帝国带来的繁盛如过眼云烟，而此时的广东百姓也加速了大规模海外移民的步伐。沿海先民冒着生命危险远渡重洋，到异国他乡谋生，他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尽快地将劳动所得托寄回家乡，恪尽赡养亲人的义务。在海内外金融邮政机构尚未建立或极不完善的情况下，侨批这种“托寄方式”便在跨国环境中应运而生，而这一不经意的尝试却催生出了一张侨批业的国际运营网络。

    据饶宗颐教授总纂的《潮州志·实业志六》统计，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海内外潮帮批局近600家，其中在南洋诸国的有451家，在侨乡潮汕地区的有131家。

    看似草根的侨批业却又在不经意间推动着国际金融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国际金融活动开始进入中国，中国银行、邮政的汇兑业务始于1918年，1930年才在国内外全部通行。在国际汇兑通行后的1930年至1935年，福建邮局的国际汇兑业务量，还不及侨汇总额的10%，60%—70%仍由批局作为批款转汇进来的。

    “侨批”隐约间成为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国际金融汇兑业务的探索。它绵延数十载，化身中国这段黯淡历史中微微闪烁的一点星光，点亮了无数广东人的生活。1946年，中国旱灾暴发，岭南和潮汕灾情尤甚。泰国侨胞短短时间内捐款200多万铢。据上世纪30年代中期统计，新加坡的潮帮批局汇款总额每年约1000余万元，每月平均汇款130多万元，农历年终高峰期时汇款约200多万元。

    日本侵华期间，批款一度中断，为了让侨批及时送到侨眷手中以供度日，汕头侨批公会理事长、万兴昌批局经理许自让亲自组织武装员工，历经千辛万苦，将境外的批款安全地押送到潮汕地区，再分派到侨户手里。从19世纪50年代最初形式的投款托书起，至1977年1月8日侨批局并入银行，前后经历了150年，流入潮汕地区的侨批款额极大，对潮汕经济和人民生活起到重大调节作用。

    人民币国际化扬起风帆

    南粤领航跨境金融合作

    浩荡珠水几经潮起潮落，终于复现海上丝路荣光。迎着清晨柔暖的阳光，位于珠江入海口的黄埔港开始了每日的忙碌，一排排集装箱矗立有序，一艘艘海运巨轮往来繁忙，广东这个制造业大省在新时代展现出强大的进出口贸易动能，千载之后依然延续着长盛大港的神话。

    即便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洗礼，毗邻东南亚的广东也仍然是我国与东盟进出口贸易的桥头堡，是这条新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据统计，2013年广东与东盟国家进出口总额超过6000亿人民币，占全国比重近1/4。伴随着跨境贸易走出去的，还有重新踏上国际化征程的人民币。

    一场金融危机和长达4年的美元持续贬值，让外贸企业深刻体会到汇率风险和货币定价的重要性。2009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在上海和广东四市与港澳之间试行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允许在岸和离岸市场之间的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宣告人民币走出去的大幕重新开启。

    “离岸人民币业务真的帮到我们很多，集团在香港的子公司，利用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的政策，在香港接受居民人民币购票款，5年来已有25万人次在香港享受到了人民币购票的便捷服务。”广东省航运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集团下属的珠江船务所属的子公司，还成功向香港金融机构申请到人民币贷款。据介绍，目前人民币已成为该集团各项业务的主要结算和计价货币，集团各项投资和经营活动也与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息息相关。

    广东在国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大棋局中找到重要的发展契机。广东省副省长陈云贤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广东与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具有天然联系，具备粤港澳金融合作的良好合作机制，将来在CEPA和粤港澳自贸园区框架下，可通过进一步拓宽粤港澳三地人民币流动渠道，探索完善人民币输出和回流渠道，打造广东在岸人民币市场与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紧密融合的国际金融核心区。”

    作为最早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地区，广东的结算规模已占到了全国的1/3，2013年广交会首次采用人民币计价。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境外离岸人民币资金迅速增长，仅香港一地聚集人民币资金1万亿元以上。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王景武透露，该行下一步还将深入拓展与东盟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推动向东盟发放人民币低息贷款，开展人民币直接投资，推动设立人民币海外投资基金，这必将为企业在东盟投资、并购提供服务，推动人民币向东盟输出，提供更好的机遇。

    【丝路“金”语】

    金融涡轮提速

    经济升级发展

    1400年前，玄奘沿“丝绸之路”西行，远赴天竺求取真经；如今，我们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为广东金融改革创新寻求智慧。在第三届金交会即将召开之际，南方日报特派记者前往新加坡、日本、孟加拉国、德国等地实地探访，解码金融合作开放对经济转型升级的积极意义，寻找人民币国际化时代的广东机遇。

    “如果人民币能保证对东京市场的供应，那么各方也会推动日本企业使用人民币。”中日金融合作的主要推动者——日本财务省顾问露口先生表示，作为人民币“走出去”的重要一环，日本有必要保持东京市场人民币供给的顺畅。金融国际化首先是一国货币的国际化过程，而在人民币“走出去”的过程中，广东恰是开路先锋。

    在德国，一家著名的小额信贷协会创始人Bernd建议，广东制造业基础不错，可以借鉴德国的小企业银行制度，为中小企业打通其发展的资金血脉。如此一来，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大潮中，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具备走出国门，开拓市场的能力。

    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告诉记者，在孟加拉国，社会企业发展经验对解决广东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样有效。这种企业不以盈利为目的，却可通过合理的收入来维持自身运转，这绝对有别于此前的慈善活动。同时又能够为全社会提供就业、缴纳税收，推动新兴技术的使用。

    在海外金融业专家纷纷支招的同时，广州本土的经济学者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货物贸易与对外金融合作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事情。”广东金融学院院长陆磊说，广东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首先要做好的便是“练好内功”，不断加强与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让民间和官方利益统一，“海上金融丝绸之路”也将水到渠成。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教授林江建言，应该在广东的南沙、横琴、前海等部分地区开放外汇期货期权产品交易先行先试，从而为海上金融丝绸之路提供孵化平台。

    千年长盛大港，今朝再扬风帆。广东，这座新时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桥头堡，正以加大对外开放为契机，加速转动金融涡轮，为经济转型发展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