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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致贫风险生成机制与防止返贫管理路径探析——以安徽Y县为例
加入时间:2021-8-11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中国2020年打赢了以消除绝对贫困问题为目标的脱贫攻坚战,在那些刚刚脱贫的地区,长期存在的区位劣势因素还需较长的时间才能改善,农村诱发贫困问题的诸多风险仍然存在。2020年后,中国仍然需要通过多种手段和机制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问题和新的贫困的产生。2020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提出,要“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1。

要健全防止返贫的监测机制,就不能只停留在农村收入等产出方面,还应该把关注点前延,加强对于农村地区存在的“致贫风险”本身的研究。在前述的《建议》中,“安全”一词出现了多达66次,体现了国家在制定公共政策时,逐步将社会各方面的安全和稳定作为发展的重要方面来考量。确实,中国在享受全面高速发展成果的同时,也面临着由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全方位的不确定性增加的挑战——简言之,中国社会的“风险社会”特征正在逐步显现[1]。中国整体上风险社会阶段的到来与现代化的推进,也给广大农村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中既包含了巨大的发展可能,也包含了风险危机因素。这些风险危机因素一旦暴露,就可能给农村家庭生计稳定性和人员稳定性带来破坏乃至重大打击,产生新的贫困问题。正如同预防疾病就需要关注导致疾病的风险因素一样,要增强农村人口防止返贫的能力,就需要更多地关注导致贫困问题发生的各种“风险”因素。

贫困与风险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从风险的损失性来说,“贫困”作为一种“风险损失”的结果的可能性始终存在。“风险-脆弱性-贫困”分析框架认为,贫困的产生有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特定人群的生计系统具有脆弱性,二是该人群所处的风险环境会恶化他们的生计状况,三是该人群缺乏有效的安全防范和风险缓解机制,因而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2],三者共同作用才会使风险引致最终的贫困。以可持续生计分析(SLA)框架为基底对农户的生计风险与生计脆弱性进行分析可知,农户五种生计资产(人力、社会、自然、物质、和金融资产)中任何一种资产的缺乏,都有可能制约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从而影响到农村的贫困问题[3]。也有学者将生计资本及其脆弱性的分析框架整合为“行动-结构”多维贫困分析框架,认为由于农户长期无法实现生计资本的高效转换,从而始终无法从生计风险中恢复,由此形成了长期贫困问题[4]。综上所述,“贫困”的发生是由于主体所经历的风险水平,超过了其承受风险的能力。

以往对于遭受贫困风险的人群关注主要集中于国内政策性移民以及生理性脆弱的人口之上,而对于农村刚脱贫人口的贫困风险状况[5]研究较少;对于贫困风险本身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影响贫困风险的具体表现、主体耐受度、影响因素等问题,而对于贫困风险因素相互之间的动态性变化关注不足。通过分析现有研究可知,那些贫困风险高发的人群,往往面临着家庭收入的水平或结构的“断崖式”变动,这种变动可能由家庭整体更换生存环境(移民)、更换支柱性收入来源(农业收入与非农收入之间的变更[6])、或者经历自然灾害引起,也可能由家庭成员劳动就业的中断(例如外出农民工的返乡再就业[7])引起。

由于“贫困”是一种跨时期、多个维度才能衡量的现象,因此在衡量贫困风险的影响因素和表现时,也同样需要采用跨时期、跨空间、动态性的视角加以分析。本文将结合在安徽省西南大别山区某国家级贫困县——Y县的实地调研资料,对农村致贫风险问题进行深入分析。2Y县位于安徽省西南部,总人口40余万。Y县是一个山区农业大县,茶业与桑业发展历史悠久。2018年,Y县第一产业占三产比重为18.2%3,远高于同年全国总体同指标水平(7.2%)以及安徽省同年同指标水平(8.8%4)。1985年Y县被列为国家级贫困县,全县绝对贫困人口24.7万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73%,经过多年努力,2018年底Y县综合贫困发生率已下降为0.98%5,实现了全县“脱贫摘帽”。

一、农村致贫风险的再认识:层次、表现与运动轨迹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尤其是过去陷于极端贫困的地区,得益于持续不断的区域性帮扶政策以及农村扶贫事业,地区发展的可持续增长能力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些地区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区域内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现代性(Modernity)”[8](P.1)被整体地提升了。根据安东尼·吉登斯对于现代性的分析,现代社会中方方面面的事物,只要还在向前发展,就同时带有了以“现代性”为名的进步的积极面和以“风险”为名的消极面[8](P.122)。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尽管公共政策对于农村地区的调控程度和能力都在向前发展,但农村地区的风险表现和总量却不减反增。

农村致贫风险作为一种带有地域属性的风险类型,既有与其他风险种类相通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的特性。由于风险无处不在,对于农村地区风险的研究常常散布于各分领域、分学科中。本文将尝试从风险致贫的逻辑、农村家庭生计稳定以及人员稳定的角度,分析农村各类风险的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特性及其致贫的整体性逻辑。

(一)农村致贫风险的层次和单元:区域风险与家庭和个体风险

如同分析中国的贫困问题时存在区域贫困、农户贫困等不同的单元视角一样,致贫风险的分析也存在视角单元的问题。根据“系统论”理论中对于“系统”的概念定义和特征描述[9](P.14),当我们针对“风险”进行分析时,可以将风险划分为一个个具有系统性的单元。这里我们需要使用一个概念来描述风险的可见性、动态性以及聚集形态,即“风险单元”。在本文中,“区域”“家庭”和“个人”,是三个在不同层面上存在的系统,即三种风险层次单元,它们当中存在着交集。

作为层次风险单元的“区域”,是一个抽象的“空间”与具象的地理空间相结合的概念。现代性理论认为,作为抽象概念的“空间(space)”与作为物质环境存在的“地点(place)”,两者之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从紧密相关到逐渐分离的过程[8](P.16),因此,“区域风险”的内涵如今也不仅仅指那些基于地理空间而存在的、整体性的风险类型,还包括了在抽象层面上的一些区域性风险,例如地区的宏观经济水平的波动。从现代化的进程来考虑,区域致贫风险在农村地区表现得更加普遍,因为农村地区相对来说区域分块化程度较低、与难以完全控制的自然要素之间的结合更加紧密。例如在Y县,洪水、雹灾、低温冻害等往往会造成农业的区域性大面积损失,而由于Y县的第一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仍较高,区域性的自然风险又潜藏着区域性经济水平波动的风险;长期性、高频率的区域风险事件的发生又往往隐藏着区域性致贫的风险。

“家庭”或“农户”是在进行公共治理以及分析社会问题时普遍使用的基本单元。即便当前家庭规模缩小、家庭功能弱化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但家庭作为一个生计单元的作用仍然不可忽视,其稳定性是社会稳定乃至国家稳定的前提,而且中国农村的基本政策管理单元也是家庭,如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承包经营户等。相比于城市家庭,农村家庭——或者说“农户”——本身带有了更多的自然依附属性[10],因为农业与各类自然因素紧密相连。对于以农业生产经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来说,由于农业生产活动以当地的自然环境为基础展开,因此家庭风险与区域风险之间有较大的重合性,农户生计的稳定因此也依赖于区域环境要素的稳定。即便是主要依靠工资性收入的农户,也需要区域内的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社会安定,才能够获得充足且持续的就业机会、从而保证家庭生活的稳定。

个体风险可以理解为那些可能直接给个体带来损失的风险因素。“个体”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风险单元,对其进行分析和讨论,在当前社会整体走向个体化、原子化的趋势下显得尤为重要。已经有研究关注到了农村地区的社会“个体化”趋势,具体表现包括了社区层面公共性的消解、在公共政策影响下的家庭主轴关系的变迁[11]、消费主义对于互助文化的冲击[12]等等。正如家庭稳定之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那样,“个体稳定”对于家庭的稳定性也同样至关重要;但社会方方面面个体化的趋势却使得个体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跟随着个体一次次的选择而发生变化,因此个体风险的影响程度、效果正负都很难被衡量,并且极大地依赖于个体对于风险因素的自我控制能力,而自控能力大小又与个体的人力资本水平紧密相关。

总体来说,农村家庭生计的稳定性既受到个体和家庭风险的影响,也受到区域风险的影响。三种风险单元之间,风险的具体表现也具有一定的传导性,区域风险可能会转化为家庭与个体风险,而当个体风险在一个区域内发生的密度过高时,也会转化为区域风险,例如地方病问题、“癌症村”问题、“三留守”问题等等。经过了多年的发展与建设,Y县的致贫风险的具体类别已经从以往的区域风险(自然灾害、整体贫困)转变为了家庭风险(各类风险事件对于家庭稳定的冲击)与个体风险(大病慢病、失业等),风险因素正变得越来越难以直接观测,由此,对于致贫风险的识别、监测与管理的难度也在提升。

(二)农村致贫风险的变化:传统风险与非传统风险并存

风险社会背景下,农村致贫风险具有多样性。从对于Y县的观测来看,常见的农村致贫风险表现为自然、市场、健康、老年风险等;随着农村居民非农就业的日益增多,“打工难”等失业风险正在由于农村家庭对于非农就业收入的依赖而成为一种普遍的风险。《建议》中提出:“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相对应的,农村致贫风险中,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传统的致贫风险类别依然存在,新型非传统风险不断增加,成为现阶段农村致贫风险的一种特征表现。

传统意义上,对农民农业收入冲击最大的两种风险是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13];具体来说,前者是由于自然环境的灾难性变化(降水异常、温度异常等)而打断了农业生产活动的稳定性,后者是因为供求的数量和信息不匹配而导致了从商品到货币的跳跃失败。健康与老年风险是在个体生命周期内始终面临的两大风险,在过去,前者对于个体的威胁表现为疾病遏制和治疗的困难,而后者则表现为生活环境、经济水平和医疗条件等综合因素下导致的人均预期寿命的低下。而就农村地区来说,失业问题并不表现为在工业社会劳动力雇佣框架下的工资性收入中断,而表现为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低下的隐性失业问题[14],进而产生“二元结构”这种行业性的相对贫困问题。

而在经历了数十年、遍及社会各个领域的现代化过程之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异和风险表现差异正在缩小。得益于农业的科技化和机械化,自然灾害对于农业的直接冲击正在降低,取而代之的是由于不当的人类改造活动而导致的各类环境污染问题;农产品销售正在由于国家的“托底”行为和政策倾斜而减少了农户损失风险,同时又正在面临着由互联网贸易兴盛带来的跨越地区乃至国界的竞争压力。医疗技术的进步与社会生产力的整体发展使得农村居民的寿命延长、生命质量得到了提升;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参与社会分工的加深也使得工作伤害和显性失业问题日益突出;而在预期寿命延长、家庭规模缩小、社会个体化的发展趋势下,农村老年人的失能照料问题以及精神慰藉缺失的问题也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总体来说,农村风险的表现正在变得越来越隐蔽,风险的始发行为和暴露结果之间的时差性正在增加,那些区域性的显性风险正在渐渐下沉至家庭和个体层面,持续稳定的社会整体氛围(社会稳定)与日益增加的家庭内部冲突(离婚)并存(见图1)。

(三)农村致贫风险的运动轨迹:风险分散与风险累积

如果采用动态的视角来观察“风险”,我们可以知道,“风险”本身就蕴含了时间上的变化性,描述的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个体要从事的每一个独立事件,以“损失的可能性”为内涵的风险总是在一开始就存在。当风险主体选择“不从事(not-to-do)”时,该事件的风险概率才会为零,即风险暂时处于“停止”状态。例如,茶农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选择不投资兴建小型的茶叶加工厂(not-to-do),否则就会始终面临亏本的风险。常见的描述使得风险停止生长的状态的概念为“风险规避(risk aversion)”。直到开始了下一个事件时,通过风险主体的选择的不同,风险的运动会再次面临“生长”和“停止”两种发展趋势。

而只要选择了将事件继续向前推进,那么其中蕴含的“风险”成分就会一直“生长”(见图2)。从单一的时间点上来看,由风险向前发展导致的风险总量一部分可以通过多种机制被“分散”出去,这种分散风险的机制可以被称为“风险分担(risk sharing)”。然而从风险是否可以被分散[15]的分类上来说,那些不可被分散的风险——例如身体年龄的自然增长或无人为干预下的天气变化、社会养老金支付中的公共政策变化[16]等等,会在风险单元之上形成“风险的累积(riskaccumulation)”。

由此,我们根据时间点的横向-纵向和风险总量的分散-累积,可将致贫风险的运动结果划分为四种:第一,风险的横向分散,这对于风险单元来说是一种较为积极的风险运动结果,这种结果下,最不容易引致贫困风险的增长。第二,风险的纵向分散,这种分散方式往往在风险单元具有时间上的长期存续性时被经常使用,例如家庭的储蓄行为、购买固定资产、个体的投保行为等。第三,风险的横向累积,即在家庭生活的多个方面中,风险持续性的同步累积。当我们说一个家庭较为“脆弱”时,在静态上即是指这种横向累积的结果。第四,风险的纵向累积,从风险的概率上来说,没有任何一个“意外事件”是凭空产生。已经有一些研究注意到了防止风险累积的重要性,可以看出,风险的纵向累积主要发生在那些隐性的[17]、短期内发生概率低[18]的风险类型之中。当我们从足够长的时间视角去考量时就会发现,发生概率低、但单次损失巨大的危机事件,往往是单次风险累积被忽视的结果,例如由慢性病恶化导致的癌症和器官不可逆性病变,或由安全意识低下引发的严重意外伤害事故等等(见表1)。

二、农村风险致贫效应:累积致贫、叠加致贫与传染致贫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农村致贫风险的范围十分广泛,并且具有多层次性。农村家庭的生活如今不再以一成不变为特点,农村居民在享受着经济发展与城乡一体化等社会转型带来的积极成果的同时,也在生活中的许多方面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风险类型。尽管贫困本身所代表着的生活困境令人忧心,但贫困的产生并不是无迹可寻的,它也是由多种风险要素根据一定的变化规律逐步发展而来。由于风险的生长性,风险本身会衍生出新的风险。本文中,在一系列风险事件中作为“开端”的事件,我们称其为“原生风险(primary risk)”,而由原本的不确定性在随着决策和时间推移产生的新的风险事件,我们称其为“次生风险(secondary risk)”。风险的原生性与次生性是相对而言的,而致贫风险作为一种风险应对失败的结果,则同时受到了原生风险与次生风险的影响。

(一)累积致贫:风险应对不足的恶性循环

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认为,由于人们在供给方面存在的“低收入-低储蓄-低产出-低收入”循环,以及在需求方面存在的“低收入-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低收入”的循环,两种恶性循环共同作用,导致了身处贫困之中的人无法逃脱[19](P.7)。尽管该种理论有不足之处,但对于回答贫困是如何保持动态平衡的问题提供了很好的逻辑参考。

与此类似,处于高风险境况中的家庭,并不是因为一次的风险决策失误,而是因为无数次的决策不当,从而引发了家庭风险的累积效应。这种风险处理的不当,有时是因为决策主体的风险感知和防范意识不足,有时是因为受限于客观条件限制、无法选择更好的处理方式。从风险的客观性来看,风险的累积效应不可避免,但如果能够及时采取措施,将风险的发生频率或单次损失大小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那么将致贫风险的暴露控制为“小概率事件”就是可实现的。

此处以生育风险导致的未来家庭致贫风险为例。受访者CX,非贫困户,是一位两个孩子的母亲。据CX描述,在怀小儿子之前,家中主要依靠她打零工以及丈夫上班(私人工程队,铁塔维护)获得经济收入。而在她生完小儿子后,由于大女儿上小学、小儿子年纪太小,自己脱不开身,所以一直待业在家,目前家中主要经济来源为丈夫的工资。家中目前主要支出为小儿子的养育费用,家中在城里有一套小产权房,并且在村里自家宅基地上也正在建房,家庭欠款7万余元。在访谈过程中,CX多次表示出对“工作不稳定”的担忧以及“生活压力很大”,尽管十分希望尽快工作,但由于其没有掌握一门熟练技术,CX对于未来再就业的规划十分模糊。6

生育时期中的有工作的女性无论是自己还是家庭都处于十分脆弱的状态[20];而对于曾长期以工资性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女性农民工来说,由生育带来的“失业风险”几乎是一种确定性事件,即“生育必失业”。因此,生育风险是在农村地区被严重低估的一种原生性致贫风险。CX家庭目前正处于家庭生命周期的中的拓展期[21],从房屋资产拥有量来看,该户很难被归为面临贫困风险的家庭。但深入分析CX家庭的资产健康状况可知,CX的家庭可能在未来面临着一些累积性的致贫风险问题。小产权房在未来面临着因产权缺失而导致的直接资产损失;夫妇两人都既没有一份受到劳动合同保护的稳定的工作,也没有熟练掌握一门生存技能,因此在就业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尤其是两人都已即将进入“就业困难”的年龄;家中两位老人(农民)当前身体较好,但在未来也可能面临着失能、收入骤降等问题,需要重度依赖子女的赡养。而在这样的家庭风险水平下,未来一子一女的教育事宜很可能会造成家庭的刚性支出压力,同时也存在着因子女投资不足而使得家庭的低收入、高风险困境通过代际传递的隐患。

(二)叠加致贫:生存空间交叠性与短时风险过载

如果将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健康风险等风险类别看作是农村风险的不同维度,那么我们说,农村风险造成的危机之一,就是在一个较短时期内、在一个风险单元上同时在多个维度上发生风险事件,这样的情况我们称之为“风险的叠加(risk overlay)”。有学者分析,由于中国过快的现代化进程,导致了生存型矛盾、发展型矛盾以及信息社会网络虚拟矛盾叠加在了一起,形成了矛盾“历时性”与“共时性”的风险压缩性胶囊[22]。基于现代性理论以及前文构建起的风险运动轨迹,本文尝试对风险的叠加问题做出一些分析。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自然”要素与农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活动紧密相连、无法被完全分离。由于“一家一业”的小农户式生产仍旧是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的主流方式,农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的“空间”仍旧是高度整合性的,是一种前现代的状态。吉登斯认为,“工业主义”是现代化的四个制度性维度之一,它的力量使人类越来越从“自然环境”中分离出来、进入到“人造环境”中[8](P.53),从而降低了人类社会对于“自然”这种最大的“不确定性”的依赖。由此可见,处于前现代状态的农村地区,隐藏在农村风险单元方方面面中的风险,也无法被“分散”开来。这是家庭的外部条件导致的“风险叠加”。

家庭内部条件导致的风险叠加,主要是由于在连续的风险事件冲击的过程中,由于前期积累的人力资本不足或家庭拥有的资产不足,从而使得过去多个维度上隐而未发的风险在短时期内集中爆发,这其中包含了风险事件发生概率的一定程度的随机性。在短时连续的风险事件冲击下,农村生活的低度分化性会使得家庭成员对于一件风险事件的处理更加容易对生产生活的其他方面产生连带影响,这种交叉影响在家庭成员之间体现得更为明显。而由于家庭的总体稳定性与每个家庭成员的状态都息息相关,所以成员状态的不稳定又会反过来对家庭的稳定性造成冲击。

致贫风险的叠加问题在那些有家庭成员罹患大病的农户中经常得到体现。受访者FC,男性,非贫困户。他的妻子于2018年检查出了乳腺癌,此后家中一直积极治疗,目前癌症已被控制,转为了慢性疾病,今后患者需要持续用药。由于妻子患病后无法干重活,原先可以通过两人共同劳动完成的养蚕、葛根加工、摘茶等工作,如今只能由FC一人从事,因此家庭收入总体水平降低了一半;但FC自己也患有高血压,所以也不能过度劳累。夫妻两人只有一个儿子,现在外地从事运输工作,收入仅能维持自己生存,还没有结婚。由于FC家并不是建档立卡户,因此除了依靠医疗保险与民政救助以外,还需要依靠家庭储蓄以及非正式借贷来应对此次疾病给家庭带来的冲击,同时也全面降低了家庭消费水平。7

在该户中,贫困风险的原生风险因素为癌症,是一种个体风险事件,然而由于“家庭”是分担个体风险的首位的“组织”,因此在接下来较短时间一段时间内,“疾病”危机引发了其他家庭成员的有偿劳动时间减少、无偿劳动强度增加、心理压力加大、家庭总体收入水平以及消费水平总体降低等连锁反应,如果家庭在此前没有保持较为充分的资本积累(包括生计资本与社会资本)水平,那么就很容易会陷入一段类似于贫困状态的困难时期。类似于FC家庭这样由疾病所带来的未来致贫风险增大的问题并非个例。有研究显示,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传染病就已经让位于慢性病,不再构成人们患病的前几位疾病类型[23],慢性病相比于意外伤害,风险的识别和评价更加困难,因此,在风险事件引发危机时,也更容易引发风险的叠加问题。

(三)传染致贫:邻里效应与贫困陷阱

“区域”风险单元上来说,个体在面临那些具有区域整体性的风险时,容易因为长期的沉浸,以及对周边同伴的“参照”或“模仿”行为,而忽视风险的存在,直到风险造成了损失时才会关注到。而在现代技术的加持下,区域性的致贫风险正在变得越来越隐蔽,从而进一步促使风险主体降低风险的防范意识。贫困陷阱(poverty trap)理论认为,在贫困地区内存在着一种横向的“邻里效应(neighborhoods effects)”[24](P.9),即人们会有意无意地和身边的邻居或者亲人保持大致相当的情况,久而久之,当身边的人都陷于一种相对稳定的低水平的发展状态时,沉浸在其中的个体也相应地无意识地受困于其中无法抽离。由于与疾病的传染表现类似,即个体在无意识或者非自愿的情况下受到的周边环境的影响,我们将这种基于人类模仿行为的贫困风险效应概括为风险的“传染”效应(risk infectiouseffect)。

实际上,这种由“有意无意地与身边人保持类似”而引发的效应不仅仅体现在贫困陷阱理论之中。组织行为学相关理论认为,个体处于群体之中时,会面临着一种“从众压力”[25](P.241),并且当个体的投入与群体的产出之间的关系模糊时,个体就会降低努力度,这种现象被称为“社会惰化(social loafing)”[25](P.245)。同样,古斯塔夫·勒庞也指出,个体在群体中会降低自我判断能力,“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智力差异被削弱了……(群体的)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并且群体特点具有显著的传染性[26]。进而我们可以推断,当个体希望在一个集体内生存时,有可能会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一部分体现其独特性的特征——包括创新、勤奋等优秀品质,从而获得群体其他成员的认同和接纳,否则便很容易受到群体的排斥,无法获得群体核心性资源和话语权。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风险传染效应背后的“模仿”行为对于人类种族的繁衍存续至关重要,它是人类形成群体、团结起来对抗系统外部危机的基石。然而事物的两面性也使得这种“模仿”行为在那些整体发展水平低下的区域会造成负面的榜样效应。因此,尤其是对于那些人口流动不多且内部结构较稳定的区域来说,在区域文化造成的集体无意识、从众压力以及个体对于融入群体的心理需求的共同作用下,个体对于自身面临的风险因素“视而不见”的问题或风险感知迟钝的问题会更加明显。

以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险的缴费档次选择中存在的“传染”效应为例。在实地调研中笔者了解到,大部分受访农户在缴纳新农保时,选择了最低档(2018年之前为100元/年,2018年为200元/年)或稍高一档(300元)。在一些家庭经济条件中等、乃至偏上的农户,在选择100-300元缴费档次的同时,还会购买额外的商业养老保险。而在受访者回答“新农保为什么不选择更高缴费档次”时,除了“经济能力不足”“对保险延续性不信任”理由以外,还有一部分受访者的理由体现了较为明显的“模仿”效应,回答为“别人(邻居)交那么多,我交太多了也不好”或者“这边没有人交那么多的,都是交200”8。

老年致贫风险作为一种典型的“纵向-累积”型致贫风险,很容易在农村家庭进行风险管理时被忽视。当前研究中对于缴费水平选择的影响因素的分析认为,农村居民(户籍)、年轻人、丧偶者、收入较低者更偏向于选择最低档(100元)缴费水平[27],以上这些研究结论与笔者在实地中了解的情况基本能够得到印证。可以看出,农户在选择养老保险缴费档次时,一方面受到家庭经济水平的约束,另一方面也会经常受到身边人的缴费情况的影响。在养老金缴费方面短时的“模仿”行为,的确会降低农户在社会关系网中因为“出头”行为而带来的压力9;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些在短期内选择了最低缴费档次的参保者,在未来很有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工资性收入、生产经营性收入的替代不足,从而倒逼已经进入老年阶段的个体不得不延长劳动或者失去经济的独立性,这两种结果都会造成更多的次生问题;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些次生问题也同样会引发家庭层面的多维贫困问题。

三、风险管理视角下的预防返贫管理

在过去数十年间,农村地区经历了从发展水平低下到城镇化快速推进、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升的质的飞跃。与此相应,农村扶贫事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扶贫措施的“风险应对”内涵正在逐渐从开始的风险降低和规避方式,拓展到如今的风险分担和管理方式。脱贫攻坚中,从农业保险、农村社会保险到特设的“防贫保险”,从订单农业到农产品期货,从预警到系统保护能力(农业设施、冷链仓储等)建设,风险应对类型的政策措施也为脱贫攻坚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在Y县某个贫困村的整体帮扶措施中(见表2),责任“双包(单位包村、干部包户)”措施针对区域风险予以致贫风险的识别与应对;村级基础设施全面升级是针对区域与家庭单位进行的环境风险防范;村集体经济建设、低产茶园改造、户级就业帮扶是针对家庭风险予以防范、分担与救助,而困难学生资助、村卫生室建设以及文化乐园建设等措施则是针对个体风险搭建起识别、监测、分担与救助一体式的管理网络等。  

一方面,在我国顺利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现象,步入乡村发展新阶段的过渡时期,如何持续增加农村低收入群体和脆弱性群体的福祉、防止新的贫困问题的发生,是一个需要持续深入研究分析的问题。另一方面,那些与过去的生计方式相比发生显著改变(例如异地搬迁、变小农生产为规模生产、变农业生产为非农就业等)的已脱贫人口,以及曾因大病和慢病而陷入贫困的家庭,还会面临着其他新型的风险种类,因此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返贫风险。为此,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以下几个方面应当得到更多关注:增加对于贫困风险的预防性措施,强调风险责任的有效共担,以及为风险主体赋能,此外也需要探索新的风险管控政策措施。

(一)增强各级风险单元的意识和能力建设

通常认为的赋能(empowering)的内涵为:一个过程、一种同时重视自我和他人的伙伴关系、一种共同决策,以及一种做决定以及接受责任的自由[28]。具体在各级风险单元上来说,能力的增强表现为区域内公共政策与地方情况的契合性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现代化、农村家庭内部固定资产等条件性能力的增强,以及每个个体自主选择能力的提升等。本文认为,应当对农村家庭进行政策赋能、技术赋能[29]以及心理赋能,从而增强农村家庭从内部抵抗应对贫困风险的能力。

政策赋能是指通过制定并落实公共政策,使得农村家庭在面临风险时,拥有更多的正规风险分担工具的选择,并且有意识地加以运用;技术赋能是指提高农村家庭使用现代化信息技术的能力,从而弥补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而心理赋能是指通过多种措施,增强农村家庭通过自我力量实现增收和发展的信心,从而激发家庭成员的内生动力。

通过完善政策体系、提高家庭使用政策的能力、提高家庭成员技能水平以及自我发展的信心的这几方面的共同赋能,农村居民的风险感知范围会得以扩大,风险评估能力得到提升;信息的及时性和充分性会减少风险主体在进行风险决策时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能够对中远期风险予以较为准确的预判并及时处理,由此减少风险的累积效应。而当家庭的短期风险都能够被及时地向外分散、长期风险都能够被尽早关注时,风险的叠加效应导致的突发性家庭困难情况才会被尽量减少。灾难性冲击的减少会提高家庭生计资产和生计结构的稳定性,从而推动家庭的物质资产的自然积累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由此一来,就能够推动家庭风险管理能力的良性循环发展,农村贫困风险的可能性则会被始终保持在动态的低水平。

(二)风险主体的责任共担与致贫风险分散

所谓风险分担,是指将个体承受的不确定性整合到一个较大的群体,其核心是建立在大数法则的基础上的风险受众的互助共济[30]。根据风险分担的主体的正式性,农村家庭的风险分担机制可以划分为正规(或正式)[30]和非正规(或非正式)[31]两类机制。正规风险分担机制的主体主要有政府、银行、保险公司这些正规组织参与的风险分担行为;而非正规分担机制则主要是指那些依靠非正式契约、社会关系网络等实现风险的分担效果的机制。大量现有研究表明,在分担农村家庭风险方面,正规与非正规的风险分担机制都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失灵问题[32],农村居民正在因为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的缺失而面临着更高的遭受损失的几率。

然而如果将视野扩展至区域-家庭-个体的三级风险单元可以发现,那些传统上聚集在区域层面的,具有较大负外部性的“公共型风险”(例如传染病、社会动荡等),以及显著引起了社会公共问题的家庭和个体风险(例如农村三留守问题、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已经得到了“政府”这一正式组织的分担,即以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福利供给等途径加以逐步化解。这种公共风险的政府责任承担行为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也应当认识到,我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代性在各个领域的生长、继而促使结构性转型仍旧需要时间和成本。降低农村居民因谋求发展而带来的贫困风险,不仅仅需要依靠公共政策的力量,还需要包括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各领域、各类正式组织,在享受现代化红利的同时,承担起现代化的风险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为农村居民从外部环境充分构建起社会安全保护网。

(三)致贫风险防范的关口前移

管理科学中的“风险管理”概念是指风险管理单位通过风险识别、风险衡量、风险评估、风险决策管理等方式,对风险实施有效控制和妥善处理损失的过程[33](P.1)。国际风险管理标准ISO31000也指出,一个科学的风险管理流程应当从风险的识别与评估工作开始11,由此可见风险的识别与评估的重要性。从本质上来说,通过科学方法来识别、监测与评价风险,是为了降低风险的实际水平与风险主体的主观感知水平之间的落差、降低决策信息的不对称性,从而提高风险主体在进行决策时的理性程度。

就农村贫困风险的识别与评估来说,需要从“软件”与“硬件”两方面提升政府的风险管理能力。在软件方面,需要设计一套符合地方实际情况的风险测量指标体系,并运用其对贫困风险水平进行动态监测,以便根据检测与评价结果采取相对应的风险防范措施。例如,遥感信息技术的运用以及对于降水、气温、日照等自然条件的监测数据,已经为区域性农业生产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如果能将这些技术的运用和数据反馈继续下沉,提高普通农户对于风险监测预警信息的获得和使用的便利性,那么对于缓解小农户因盲目生计决策而导致的生产与市场风险、进而造成生计脆弱的问题则有一定的助益。而监测与计量离不开精确的统计数据,因此在硬件方面,提升农村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水平,升级各方面数字信息的采集硬件设备就显得十分重要。

(四)探索农村致贫风险防范新机制

除了加强和完善常规的农业保险、社会保险外,在脱贫攻坚中已涌现出了一些围绕防贫目标进行的一些创新性的做法,例如“保险+期货”的创新金融扶贫方式以及综合性防贫保险扶贫方式等。2020年8月,中央7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加快补上“三农”领域突出短板的意见》,要求“加大金融服务‘三农’力度……优化‘保险+期货’试点模式”12,从金融领域推进农村风险管理工具现代化、探索创新农村致贫风险防范机制角度来控制和管理市场波动造成的致贫风险。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因此要提升对于农村致贫风险的防范能力,需要鼓励各个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对公共治理工具予以创新,下一阶段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更需要风险管理方面的措施,要把对防止返贫的监测工作拓展到对致贫风险的监测和管理。从现有多地对于“扶贫综合保险”的方式的探索来看,该种保险方式的优点在于契合了农村家庭风险的复合性特点,弥补了现有单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覆盖不足问题,以及允许不同地区“风险自选、打包保障”的拼图式、高灵活性,因此能够做到防贫政策框架的高层次统筹与地方自主的有机结合。尽管扶贫综合保险在我国尚在发展起步阶段,但从国外综合型农业保险[34]的发展经验来看,在发展充分的条件下,这种政府牵头、企业承保、农民缴费参保的农村复合型保险方式的确能够在现代社会中有效降低农民的损失。为此,我国在未来也需要拓展农村致贫风险预防的工作思路,将那些地方性综合扶贫保险的经验规范化、制度化,在保障农村脆弱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基本福利的同时,提升农村居民的整体风险保障水平。

(注释及参考文献:略)

 

文章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7期

作者简介:左停,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常务理事、社会救助分会副会长,原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赵梦媛,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21AZD038);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委托项目“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与减贫研究”(2020024-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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