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西干沟乡原党委书记和乡长，因“扶贫项目亏损”双双获刑。报道称，两人拿到二审有罪的判决后感觉很委屈，认为“至多承担党纪政纪责任”。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两人2016年在西干沟乡任职期间，未征得贫困户同意、未经县政府批准，擅自变更实施扶贫项目，造成200多万元亏损。法院一审、二审认为两人的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且属情节特别严重，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这个案子在基层干部群体中引起不少议论，因为它引发了基层干部担忧的一个普遍性大问题：产业扶贫项目亏损了会不会都要基层干部来担责，甚至还要承担刑责？基层干部的担忧非常现实，因为产业扶贫项目不仅面临市场风险，也不排除存在决策失误、灰色操作等因素。

为了配合脱贫攻坚战，各级政府部门都配置了数量庞大的产业扶贫资金，但这笔资金的使用效率未必十分理想。2015年，笔者曾在一个贫困县调研，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该县有几个亿的产业扶贫资金，但银行不敢贷给贫困户，基层政府也无积极性，而有些贫困户则着急把产业扶贫资金“套”出来。后来，在上级的强力干预下，银行加快了产业扶贫资金的审批进度，前提是村委会必须为贫困户担保。有些乡镇领导胆子比较大，只要银行敢干，老百姓想要，基层政府就敢要求村委会提供担保。但大多数乡镇都持观望态度。因为，乡村干部知道，不少贫困户拿了5万元的小额贷款，没有几个真正去发展产业，而是用来盖房子或娶媳妇等消费性支出。实事求是讲，有些贫困户根本就没想着要还钱！为此，许多乡镇硬是拖着不给群众办小额信贷。

可是，基层政府熬得过贫困户，却拗不过上级的强力干预。简单说，在政府部门的工作中，产业扶贫资金下达了多少，是检验脱贫攻坚成果的一项硬指标。如果贫困户没有得到产业扶贫资金，帮扶任务就不算完成。为此，很多地方都大上快上各类产业扶贫项目。但是受人才、劳动力、经营能力等现实因素制约，这些项目往往以传统产业为主，比如：山区的种木耳，平原的种西瓜，草原的养羊等。更加普遍的是，到处都发展光伏扶贫。总之，扶贫产业的雷同性相当高，在市场上竞争力并不强，“卖难”普遍存在。

其实，无论是贫困户，还是基层政府都明白，产业扶贫同样面临较高的市场风险。因此，一些基层政府对此也比较谨慎。为控制风险，有些地方另辟蹊径，其基本操作方法是：基层政府找一家企业或合作社发展项目，贫困户用产业扶贫资金“入股”，贫困户每年从企业或合作社里分红就行了。看起来，这似乎一举三得：贫困户不用自己干，也得到了产业扶贫收益；企业或合作社通过产业扶贫资金，解决了融资难问题；基层政府控制了产业扶贫的风险。问题是，这样搞产业扶贫，还算是扶贫么？首先，“羊毛出在羊身上”，一些贫困户获得的分红，其实并不是企业或合作社的利润分配，而是国家对产业扶贫资金的贴息！正是凭着这种政策性优惠，基层政府才有底气。其次，贫困户并未真正从事产业，他们只是依托“产业扶贫资金”获得了福利分配而已。因此，所谓扶贫先扶志，在这种分红式的产业扶贫中是扭曲的。

客观讲，一些基层政府和帮扶单位多少有点把扶贫当作慈善来做，内心里都有“吃点亏就吃点亏吧，就当扶贫了”的想法。这些年来，产业扶贫的各种农副产品，真正靠市场竞争取得成功的有，但走非市场渠道的也不在少数。于是乎，“消费扶贫”成了一个独特景观。比如，扶贫干部自掏腰包买帮扶对象的农副产品；帮扶单位大宗采购扶贫点农副产品，当作单位福利发给员工。

在许多闭塞落后的地方，因为缺乏真正的市场历练，产业扶贫极为脆弱，亏损的可能性不小。如果亏损了，就把板子打在基层干部身上，恐怕也不公平。真正的解决之道，可能还在于建立一个风险共担机制，让资金链条上的贫困户、基层政府、上级部门都对经营风险负责，共同参与，补齐短板，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真正使产业扶贫成为一条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的长远之道，也免除基层干部不敢担当、不主动作为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