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温饱层面上的贫困问题得到缓解，过去的单维收入贫困将转为包括资源、能力与机会的多维贫困。为此，需要改变原有的城乡扶贫二元战略框架和以农村开发式扶贫为主导的路径，更加注重贫困人口自身发展能力与抵御风险能力的提升，发挥人才力量，实现高质量脱贫，长效减贫
对于人类与贫困斗争的历史，2020年必将是载入史册的一年。脱贫攻坚战收官之际，人们也迎来新的生活和奋斗的起点。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激发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低收入人口发展的内生动力，正是后脱贫攻坚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议题。为此，《南方》杂志记者邀请专家学者进行了探讨。
常态化扶贫时代的贫困人口标准化
《南方》杂志：为什么要进行常态化扶贫时代的贫困人口标准化研究？
周峰：就目前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言，我们不可能彻底解决社会的贫困问题，不同人群的相对贫困状况仍将持续存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绝对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2020年以后，我们既要着力防范脱贫人口的返贫问题，还要解决更多人群之间的相对贫困问题，这就是个别与一般相结合的贫困问题。
《南方》杂志：常态化的含义是什么？指向什么领域？
周峰：这种常态化转向表现为这样几个特点：其一，扶贫的形式必须转向常态化、科学性、有效性体制机制的建设。展望未来，基于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政策、资金、组织、人员、信息等方面的资源配置要面临重组和转移，应为更多相对贫困人口的脱贫工作提供常态化机制建设。其二，扶贫的重点必须转向于相对贫困人口。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锐减，并不意味着贫困人口的消失，他们脱贫或过渡为相对贫困人口；城市内部的相对贫困人口会随着社会分工的加剧、产业的分化、自身学习能力的不足、社会保障体系的有限等等原因也会逐年发生。其三，扶贫工作必须要满足于缩小城乡差距、统筹社会贫困的全面治理。
《南方》杂志：为更好巩固脱贫成果，在探索与建立常态化的扶贫工作机制上有什么建议？
周峰：我建议，其一，要继续聚焦“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落实脱贫攻坚方案，瞄准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狠抓政策落实，攻坚克难完成任务。其二，要保持脱贫攻坚政策稳定，对退出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要保持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扶上马送一程。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特色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生态扶贫、金融扶贫、社会帮扶、干部人才等政策措施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其三，集中制定新贫困标准、反贫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城乡一体化反贫困体系的建立。
探索扶贫产业管理和运营机制
《南方》杂志：扶贫产业管理和运营机制的科学建立涉及哪些方面？
吴重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对农业的宏观调控，可以通过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来进行。通过建立和加强生产联合体、合作社的作用，指导农民生产对接销售市场，使农业生产实现转型升级，提升农产品的品质和竞争力，让小农户参与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从而获得长期收益。广东可以考虑在小农户为主体的基础上推动农业生态转型，加强政府对农业生产的公共服务，以优质的公益性服务来引导小农户转变农业生产方式，组织起来对接现代农业产业。
《南方》杂志：常态化扶贫时代，通过对扶贫产业项目资金管理来做好扶贫产业管理和运营有什么意义？
吴重庆：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就强调深化扶志扶智，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还要重点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通过订单农业、入股分红、托管服务等方式，将小农户融入农业产业链。产业扶贫政策是要求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有一定经营能力，但根据广泛的调研来看，在早期的产业扶贫中，贫困户的内生动力激发得还不够，有的农户乃至家庭农场不一定能适应市场的变化，很大程度上要依靠龙头企业的带动，缺乏自主性和自觉性。合作社的发展也缺乏对贫困户的带动机制。因此，做好扶贫产业资金管理和运营，将已有的资金和未来项目运营产生的利益真正惠及贫困人口，形成良性循环，是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所在。
《南方》杂志：项目资金应该如何使用管理，真正用于贫困人口？
吴重庆：在这轮精准扶贫之后，大量扶贫项目资金和项目产生的效益资金涉及确权和今后管理运营的问题。我认为将其以股份制的形式确权到集体上使其成为集体经济更能发挥效用，出台科学合理、符合实际的资金管理办法并法治化，确保其用在贫困人口身上，专款专用，成为未来返贫人口、边缘贫困人口等群体的保障，保证可持续性。各级政府可以通过购买专业服务、提升农业专业生产水平，使已有的产业项目不脱节，提升农户收益。
长效减贫的人才队伍支撑力
《南方》杂志：为什么要加强长效减贫的人才队伍支撑力？
邓利方：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的《农业农村部2020年人才工作要点》，提出“进一步加强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人才支撑”。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脱贫攻坚任务能否高质量完成，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部队伍作风。从高层设计上看，总书记的讲话和文件中的要求再次体现了“人才是第一资源”的思想。我认为建设一支精干、专业、高效的脱贫攻坚人才队伍是制胜关键，是长效减贫的重要支撑。
《南方》杂志：目前来看，长效减贫的人才队伍支撑力的开展有什么困难？
邓利方：随着温饱层面上的贫困问题得到缓解，过去的单维收入贫困将转为包括资源、能力与机会的多维贫困；由于农村教育资源不足，以及营养、健康和养育方面落后，原贫困家庭存在着代际传递贫困的新风险。为此，需要改变原有的城乡扶贫二元战略框架和以农村开发式扶贫为主导的路径，更加注重贫困人口自身发展能力与抵御风险能力的提升，发挥人才力量，实现高质量脱贫，长效减贫。一方面要从引才、育才、留才等内部支撑系统方面加强组织人才、中坚人才、基础人才队伍的建设；另一方面要从人才储备、外部环境等方面加强外部支撑体系建设，打好人才队伍建设“组合拳”，让人才为长效减贫提供强有力支撑。
《南方》杂志：在人才队伍支撑建设上， 应有哪些考量？
邓利方：一是要加强农村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党对农业农村人才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事择人”的用人导向，以实际需要配置农村基层组织领导人员，吸引懂农业、爱农村的专业人员充实村级干部队伍，通过培训让他们成为领导乡村振兴的行家里手。
二是大力吸纳培养中坚人才，夯实人才支撑体系。中坚人才是懂得经营农村土地资源的人，包括经营能人、科技人才、服务人员和职业农民等。建立完善全省乃至全国农业科技人才协同培养机制，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可以推广“农业科技人才+龙头企业+合作社+职工”等组织形式，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精准助推产业发展。加强农技推广和公共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分级分类培训机制，提高农技人员脱产培训的精准性和时效性，培育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能创新的新型职业农民。
三是吸引本土人才回归，提升基础人才素质。基础人才是指最直接的劳动人员，即实际生产劳作的农民。要吸引本土人才回归，大学毕业生回乡，科技人员下乡，退役军人和农民企业进乡创业创新实现产业与人口双旺局面。高度重视农民的培训工作，提升他们的整体素质。
四是做好人才储备、外部环境建设，加强人才外部支撑体系建设。一方面要改造贫困地区存量的生态优化，另一方面还要打造增量的硬件环境。同时还要大力提供政策、资金、项目、技术等各类支持，扶持乡土人才队伍做大做强，营造重视乡土人才的浓厚氛围，让年轻人待得住。同时要和高等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的专业化教育相结合，培养储备人才。（作者：李梦醒 参访者：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周峰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广东乡村振兴咨询委员会委员吴重庆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邓利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