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和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小康，覆盖的人口要全面，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因此，脱贫攻坚是全面小康的战略内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出发，把精准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在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减贫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解决。至2019年，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11567元，贫困群众“两不愁”质量水平明显提升，“三保障”突出问题总体解决。

但完全消除贫困乃是世界性难题，世界上仅东亚综合农协这种高度组织化的体制能够根本性消除农村贫困。可见，在任何农民去组织化的地方，农村贫困乃至三农问题，都是内生于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因制度收益与制度成本不对称所带来的结构性问题。据此，中国贫困问题不只是微观意义上贫困线衡量标准的收入低下和物质短缺，从宏观的历史角度看，实质是现代化发展目标下国民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源性和制度性条件单一短缺与双重短缺导致的贫困叠加。

若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和人均资源禀赋不足的现实矛盾下推进市场化，则在农业要素在“外部定价”条件下单纯依靠农业一产化收益，则不足以支撑小农家庭的生产和生活，更何况达到广义脱贫和实现全面小康大目标。我们的研究表明：在以“资源资本化”为实质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增值收益如何分配，以及该过程中发生的“负反馈”如何分摊，都是制度性致贫的核心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客观存在着高速现代化进程中国民经济不同发展阶段形成的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和内在差别，使发展产生的收益先被资本积聚的城市和相对较高收益产业占取，贫困地区和农村承担发展代价。

2020年，在中国决战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陡然遭遇百年未遇的新冠肺炎疫情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疫情对国内工业、服务业和外贸等带来冲击，使传统产业链断裂，对外依存度高的地区整体收益下滑，演化为全面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更为严峻的是美国强行去中国化带动的地缘政治格局重塑，进一步加剧外部性风险，中国在未来较长时期将处于产业经济下行、金融市场波动，以及极端气候变化、公共安全事件常态化等多重风险叠加的危机之中。

“危”在于，一方面“新冷战”地缘政治下的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并非仅遵循经济理性，势必因制度成本恶化导致新的输入型经济危机，进而引发企业倒闭、银行坏账暴增、失业和贸易赤字恶化，低收入民众和贫困人口最先受到影响，都会增加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度；另一方面则是中央在经济下滑和债务高企的双重压力下财政转移支付能力下降，使得过度依赖中央转移支付的贫困地区政府在脱贫攻坚上“稳定住、巩固好”成为难点。

另据各地摸底调查，已脱贫人口中有近200万人存在返贫风险，边缘人口中还有近300万存在致贫风险[1]，已脱贫的地区存在产业基础薄弱、项目同质化、就业不稳定，政策性收入占比高等诸多问题，财政和传统产业输入性扶贫力度下降后可能导致双返贫的风险。

因此，愈益紧迫的内外形势，直接影响到全面小康与脱贫攻坚目标能否实现。在常态化防控中，关键是调整发展方式，推进政治、经济、科技和治理等多方面的重大转型，探索新的发展路径，才能化危为机。

参考资料：

[1] 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议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0.3.6. 

http://www.gov.cn/xinwen/2020-03/06/content_548817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