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站楼曾是莲云乡引以为傲的象征，如今门庭冷落。 　　本报记者 朱 磊摄

培训中心很长时间没有使用过了，灰尘满面。 　　本报记者 朱 磊摄

　　【编者的话】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需求的变化，文化扶贫开始越来越被文化下乡所取代。不过，毋庸讳言，在国内的很多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贫困地区、中西部地区、革命老区和边疆民族地区，文化扶贫的使命依旧紧迫。

　　这一现象，也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

　　去年年底，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第四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表彰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推进文化建设，一定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这个根本问题。他指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基层、忘了群众，不能忘了农村、忘了农民，不能忘了我们的根、忘了我们的本。

　　在“服务人民大众、实现文化价值”方面，学界也做过不少调研、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思路。更有学者身体力行，常年驻守某个乡村，自觉践行着文化使命。他们的努力、观察和记录，令人感动，发人深思。

　　20多年前，地处大别山麓的岳西县莲云乡，就发生过一场旨在“扶贫扶人、扶智扶文”的实验——1987年，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辛秋水在莲云乡开展了8年的定点文化扶贫，一度带来令人瞩目的变化。2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实验给莲云乡带来怎样的影响？莲云人现在又面临怎样的历史课题？

　　日前，记者走进莲云乡，并专访了当年那场实验的发起人——辛秋水。

“贫穷需要靠什么来转变？”

唤醒人的精神是主要途径

　　辛秋水现已退休在家，老人虽然已经84岁了，但思路依然清晰。他说，外界将那场运动称之为“莲云实验”，但他更愿意将其看做一场“战争”：一场人与愚昧、与贫穷的“战争”。

　　“贫穷需要靠什么来转变？”在老人家中，记者这样问道。

　　“经济扶持固然重要，但是在我看来，唤醒人的精神是主要途径。”辛老沉思片刻，回忆起他20多年前第一次到莲云乡调研时的景象。

　　“你难以想象那是怎样的贫困！随便走进一户人家，阴湿腥霉的破屋，衣衫褴褛、双目呆滞的主人……问他家今年收多少粮、有几亩地这些极简单的问题，也常常回答不上来。招待客人的最好食品是玉米糊上放两片腊肉。我们调研的73户251位农民，文盲占52%，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2%，高中文化程度的只占1.6%。再就这些农民接触外部的信息情况来看，他们中偶尔能听到村头广播的占15%，能看到报纸的仅占5%。”

　　老百姓有一句话常挂在嘴边上“靠政府啊！”靠政府送粮、送钱、送衣来养活他们。光是岳西县，国家每年就要送去大批粮食与钱款。但是救济粮吃完后，仍然是贫穷。

　　当初政府不是没有想过用“造血”来代替“输血”，据现任莲云乡文化站站长张世忠回忆，当时投资扶持的企业，不到两年全部倒闭，1986年，经统计全乡106家企业的贷款无法偿还。

　　就是这么一个智力“赤贫型”乡镇，让辛秋水萌生文化扶贫的想法。

　　“如果扶贫的路子不变，单单靠政府只能是恶性循环。”辛秋水认为，对这些人来说，莫如授予一技之长，用于脱贫。

　　1987年，“文化”对抗“贫困”的实验在莲云乡铺开，一共有三个主阵地：首先在腾云村找到一间房子建立了图书室，共藏书4100册、报纸杂志26种，让图书为农民服务；在全乡7个行政村的道路两旁设立35处常年阅报栏，定期张贴《农村科技报》等实用类报纸；自1988年起，乡文化站开办了技术培训中心，办起了桑蚕、食用菌和大棚蔬菜等多期培训班，累计培训技术骨干1000人次。此外，辛秋水还向安徽省委争取来一台VCD机和彩电。1990年，文化站购进了70多种农业科技录像片，在全乡放映。

　　经过4年实践，莲云乡贫困面貌有了明显改观。1991年，全乡工农业总产值达580.7万元，比1987年增长近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55.7%；人均收入达299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3.9%。

“莲云实验带来哪些变化？”

知识推开“心扉”，带来财富

　　文化的扶贫效应，带动了一大批“领头雁”。

　　沿着盘山路直上白云山，莲云乡村民储德翰的大别山映山红生态文化大观园就在山上。整个庄园的设计理念全部是储德翰一个人完成。问到成功秘诀，40多岁的储德翰说：“我到现在为止做的一切事情都跟文化有关，我的成长离不开昔日的文化站。”

　　高中肄业，储德翰在乡亲眼里就是个不务正业的闲人，每天没事干就往文化站的图书阅览室里钻。通过实践书本上的技术，他成功地将传统的春季育苗变成了两季育苗，赚了3万多块钱。尝到甜头的储德翰以此为资本，办起了全县最大的养猪场，而养猪知识，仍然是“淘”来的。

　　1998年的一场猪瘟，让储德翰的猪场损失殆尽。最终，他还是在文化站的图书室里找到了新的出路——根雕艺术。2004年，他成功创办翰林根艺文化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2万，现在资产已达1000万。如今，储德翰正在打造的文化大观园是安徽省“861”重点文化项目，能带动周边近百人就业。

　　直到今天，储德翰仍然保存着绝大部分从文化站借阅未还的图书，翻开自己的书柜，储德翰拿出厚厚的一堆书，《养猪经》、《根雕艺术》、《美学入门》赫然在列。

　　类似储德翰这样的“领头雁”故事，在莲云乡文化扶贫的20来年中，曾经涌现过很多：村民刘同法在阅报栏上学习养蚕技术，带动周边数十户村民致富；村民陈子斌1990年从乡文化站举办的实用技术培训班上进修蘑菇种植，1991年便收入1.2万，如今他所在的腾云村已经成为岳西的香菇生产基地……1987年，全乡人均年收入是192元，而到1994年底，农民人均年收入已达到900多元。

　　在腾云村，记者看到了刘明、刘洋两兄弟，他们的父亲刘和根，当年就是图书室里的常客，从图书室学习到的蘑菇栽培技术，如今被这两兄弟继承了下来，每年纯收入近10万元。据介绍，莲云乡的食用菌栽培和种桑养蚕这两大经济效益最好的致富项目，就是从那个时候孕育发展的。

　　文化扶贫20多年，带来的是潜移默化的改变，推开了大山对外封闭的“心扉”，这是中外社会学者在对莲云乡文化扶贫工作考察后，比较一致的看法。

“文化扶贫谁来接棒？”

旧有模式出现危机，形式必须与时俱进

　　然而，2000年以后，莲云乡文化站却逐渐陷入了停滞。

　　停滞的原因，起源于一个事件：曾经乡办公助的文化站工作人员因故被县文化部门解聘，相继离开了文化站，坚持下来的只有腾云村的储彩琴和刘和奇。就在不久前，刘和奇也因为没有了经济来源而黯然离开，唯有储彩琴靠着每月50元的基本工资在坚持。

　　而更深层次的危机，则是文化站的发展与村民如今的精神文化需求之间出现了落差。在莲云乡，电视机、手机、固定电话的普及率已经达到100%，电脑的普及率也在45%左右，村民从其他渠道获取的信息更多、更适用、更符合个人需求。

　　“上周村里放电影，大喇叭广播了一天，最后3块场地也就来了百来号人。”腾云村村委会主任陈子斌说，“过去放一场可是人山人海。可现在连电影都不看了，更不愿意看书了。”在农家书屋，记者翻看借阅记录，发现90%的借阅者都是儿童。“宁愿打打麻将、看看电视，都不愿意把时间花在看书上！”农村书屋的管理者无奈地说。

　　曾经令莲云乡引以为傲的三层小楼文化站，如今破碎的窗户没人修理，“最高级设备就是一台彩电和一台录像机，没有一台电脑”。自2000年以来，文化站几乎没有办过任何培训。县里每年拨付的经费，也没有被用于文化站建设中来。

　　是不是说文化站的工作就不需要了？

　　储彩琴不这么想，据她说，不少村民都在打听，什么时候能够开办实用技术培训班。采访中，也有不少农民表达了希望政府提供农业技术指导的愿望。这说明，已经解决了温饱的村民，面临的更大问题是如何实现致富，而旧有的文化传播模式，已经失去吸引力。

　　长期从事文化扶贫的石力，如今是安庆市潜山县县长，他认为，文化扶贫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着存在的必要，“过去没有对比，农民在家捧着玉米糊还可以怡然自得。但现在看着有技术有知识的人富裕起来，很多人都坐不住了，现在更需要文化扶贫！”不过，形式上必须与时俱进。“文化扶贫，前提条件是政府重视，有人牵头。过去的莲云乡文化扶贫工作是辛老在前后忙活，现在他干不了了，谁来接棒？我觉得个人的力量实在是有限的。”石力感慨地说。

　　“现在，文化扶贫走向了文化下乡。但缺乏内生力和可持续性的文化下乡，如何与贫困对抗？”

　　辛秋水的发问，还需时代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