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款去向不明、扶贫项目胎死腹中，这样的现象并不是甘肃天水一地所独有。从国家开始大力扶贫以来，虽然很多贫困地区都利用扶贫政策和扶贫资金摘掉了贫困的帽子，但是，扶贫款被侵吞挪用的情形也大面积发生，不少扶贫项目在建起来、通过验收之后，很快就好景不再，农民脱贫随即返贫的现象所在皆有。

     扶贫事业之所以会遭遇瓶颈，与沿袭已久的政府包办扶贫模式有着内在的联系，甘泉镇用114万元建起三座牛棚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扶贫款下批到镇政府之后，并没有顺理成章地进村入户，而是呆在了镇政府的账上。为了应付上级的验收检查，镇政府建了几座草棚竟然就得以蒙混过关。在这整个扶贫过程中，扶贫的对象即贫困农民被排斥在外，他们既不了解扶贫款的用途，也无法监督其走向，更不能利用扶贫款走向温饱和富裕。扶贫款到底如何使用，最终流向谁的腰包，都由少数几个干部说了算，这样的扶贫无疑是极不安全的。

     以政府为主体的扶贫模式当然有其历史合理性。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严重缺乏组织资源和知识资源的情况下，如果直接将扶贫款下发到农民的手中，不仅起不到造血的作用，还很有可能马上变成酒钱。某地曾经用扶贫款购买了数百只基础母羊，无偿分配给农民，但大部分农民喂养了没几天，就把羊杀掉了去换油盐酱醋。但是，过度依赖基层政府也并不见得就让人放心。首先，三提五统取消之后，基层政府没有了活钱、还欠着很多的债务，国家的扶贫款正好用来给干部们“救急”；其次，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督机制，基层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扶贫款，那些善于走关系的能人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少数干部更是把扶贫款用于自家的建设；另外，由于农村社会形态的变化，乡村政府普遍趋于弱小和无力，在组织农民进行培训和搞活经济方面，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扶贫款落在他们的手里，同样起不到应有的功效。于是，农村地区的扶贫就此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为了打破上述困境，近年来，许多地区不断尝试新的扶贫模式。有的地方利用扶贫款吸引农民参与，建起了乡村“穷人银行”，通过小额放贷和资金的不断滚动，帮助农民以小型项目获取可观收益。有的地区以企业为扶贫龙头，带动相关村镇的农民致富，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借鉴而来的“草根扶贫”模式越来越受到高层政府的重视与肯定，政府将扶贫资金委托给非政府组织管理、通过招标的方式选择非政府组织具体实施扶贫项目，已经在江西、宁夏等多个地区开始了试点。扶贫主体的多元化，扶贫资金与知识资源的有机结合，正在为扶贫事业开拓出更乐观和广阔的前景。

    扶贫模式的不断创新，恐怕是解决传统扶贫方式准头不足、效率不高、容易引发贪腐等问题的不二法门。所以，要想让甘肃甘泉镇的天价牛棚现象不再出现，恐怕不能仅仅寄望于对基层干部的教育与惩戒，而是要改变贫穷地区的传统扶贫路径。